8月19日，司法部发布公告，指出欧盟依据《外国补贴条例》对京东展开调查的行为属于不当的域外管辖，明令要求国内所有机构和个人不得配合调查。随即，京东于次日提交了补救方案，力图使其22亿欧元的收购案顺利通过。在国家强硬阻止与企业积极应对之间，实则隐藏着一场关于规则的复杂博弈。京东此次被查，欧盟调查的重点是什么？事情要追溯到2025年7月，当京东宣布将收购德国消费电子零售集团Ceconomy，交易金额约为22亿欧元。该集团拥有MediaMarkt、Saturn等多个知名品牌，并在欧洲有超过千家的实体店面。到2025年底，京东已获得其超过85%的股份，德国反垄断部门对此亦表示支持。然而，形势于今年5月28日急转直下，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对这笔交易的深入调查，怀疑京东是否通过中国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、税收减免或补贴而获得了竞争优势。欧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：京东报价是否高于市场标准，以及背后是否有非市场因素的支持。一旦查明将被认定为扰乱欧洲市场竞争。京东对此作出澄清，强调所用资金皆源于商业贷款和自身利润，未曾接受任何政府补贴，但这一说法未被欧盟接受，调查仍在进行中，最终结果预计在10月2日左右揭晓，目前收购案被迫搁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《外国补贴条例》打破了传统反垄断的框架，以往反垄断主要关注市场份额和竞争对手，现在则开始审视企业背后的国家环境，包括在本国获得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是否构成“不公平优势”，这引发了一个现实问题：正常商业信贷和普遍税收政策与政府补贴之间的界限在哪？一旦监管方掌握了这个标准，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并购也会面临更多的审查门槛——不仅仅是京东，未来其他中资企业也将面对相似的挑战。争议的焦点在于跨境取证，欧盟审查这项在欧洲发生的并购行为是有其理论依据的，毕竟目标是德国企业，且影响范围在欧盟。但调查的问题在于，欧方的触角过于深入，涉及到中国境内的事务。根据商务部的信息，欧盟在调查时向中国银行索要了大量与案件并无直接关系的材料，包括运营记录、客户资料和资金往来的详细信息。欧盟虽然可以自布鲁塞尔处理法律和规章，但越境索取中国银行的信息则超出了其权限，除非获得中国方面的同意。简而言之，欧盟有“口头”的审查权，但没有“实质”的执行权。

欧盟可以制定入市的有关规矩，却无法在未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，强行在中国进行调查。它可以审查京东提交的交易材料，但不能强迫中国银行提供内部账本，也不能以“不配合调查”作为威胁，迫使国内机构屈服。这种“我能审你的交易，但不能在你的国土内强逼你”的逻辑，未来很可能成为域外管辖引发争议的一个关键点。中国早已准备好应对的法律工具。司法部针对京东一案并非个别行为，早在5月，已依据《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》对欧盟的相关调查发布了类似公告。这套法规形成了完整的应对流程，能够识别不当域外管辖行为，并要求相关方停止配合，还设立了豁免申请的渠道、在必要时采取反制措施。京东案是这套条例的第二次运用，但绝不会是个结束。商务部已明确表态，“如欧盟不予停止，中方将坚决反制”。通过将同方威视案与京东案放在一起看，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明确的节奏：同方威视案在5月15日，京东则是在8月19日，而欧盟调查的不止这两家公司，包括金风科技等中国企业也在其监视名单当中。这意味着，中国对欧盟的推进是渐进性的，从“关注”到“立法”再到“采取行动”，不单是突发应对。

今后，每当欧盟开启针对中国企业的《外国补贴条例》调查时，中方都有一整套反制机制可供应对，这比任何口头抗议都要有效。中方这种反制的逻辑很简单：你有你的法律，我有我的法律；你的法律适用于你的国家，我的法律适用于我的企业。无论欧盟对京东的收购案做出何种结论——批准、附加条件或禁止，都必须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来收集信息。这不仅是一次口头抗议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律工具箱的实施。京东案与同方威视案的相继出现，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：对于跨境调查，尤其是强行索求国内信息的行为，中国将不再仅仅停留于口头反对，未来可能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。